|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从发行之日起，就好评如潮。 5万的起印数和诸如“\'年度人缘图书\'候选名单”的入选，很好地说明了这本书名利双收的良好市场效应。在“纯文学死去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它奇迹般地写下了一个出色的反证。 小说“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呵成”，而且几乎每个故事都能唤起读者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融入了作者深刻个人经历的事件化为苍凉激越的文字之流，汹涌冲击着我们软性的、贫乏的阅读体验。这当然得益于作者的文字技巧，但同时也得益于小说所展开的故事的“陌生化”形态。不过，这些情节本身并不是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特色，小说在这些情节的空隙之间穿插的大量的关于狼的猜测、分析、议论、争辩,才更显示了作者试图提升小说文化品格的努力。事实上，众多批评家对小说的评论也着眼于此。比如“生态文化小说”、“环境生态文学”的提法就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的判断。 除了小说情节中间的议论文字之外，容易给人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谈话”。长达40多页篇幅的议论虽然不时被人物的动作所切割，但是仍冲开了作者想保留一种“小说”体制的羁绊，从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一篇长篇论文的规模和痕迹。可以说，在这里，作者终于抛开了“小说”这个载体，开始直接向读者传达他的思考。 这一章里面，中华民族的历史被自叙传式主人公陈阵，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羊性和狼性的二元对立结构予以整齐的重述。农耕文明塑造了农耕民族“羊”的性格，而游牧文明中的游牧民族则形成了“狼”的性格。而且“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华夏民族是弟。这两个东亚古老的民族同时崇拜天、崇拜腾格里。……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倒与西方文明相遇。兄弟两族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地蕴涵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潜力”。批评家李敬泽针对这一点发论说：“用狼性、羊性这种简单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和文明进程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说法只是满足了大众对简单通俗的历史观的需求，是一种慷慨激昂的媚俗。”
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任何二元对立都包含了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规定，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羊性、狼性的映衬格局中，后者承载了小说作者更为热切的期待，在他的观点里，“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像作者一样重新追溯中国古代的历史并作出评价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在这里想质疑的是作者所先验限定的“古代中华文明”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产物，那么作者所谓的中华文明和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不如说，这是由现代历史中的后设叙事造成的结论之一。在“古代中华文明”之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本来就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不同阵营。在历次的较量中，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直到今天仍然被作为“民族英雄”的楷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更多的时候没有像“同根的兄弟民族”一样统一在“古代中华文明”这个范畴之下。陈阵的说法，倚靠的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这个坐标。 近代之后，不管是“古代中华文明”中的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他们都开始面对一个共同的强大他者——西方民族的有力挑战。这时候，陈阵的论述重心就从“草原原始游牧行业”转移到了“更高级的海洋\'游牧\'”上，农耕和草原游牧的二元对立被中西对立的框架取代。后者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最迟到新文化运动，它就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思路。两相比较，中国传统显示了它在现代社会里面的巨大的惰性，从而在进化的链条上处于落后的一环。中国和西方的共时并存，意味着传统和现代的历时落差。强烈的危机意识伴随了创建“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为了这个目的，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方案。小说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地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民族性格，就是“现代文明狼”的性格。按照他的说法，“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而“如果康乾盛世遇上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就甚至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类似的话很早就有了。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陈独秀就写出了推崇“兽性”的骇人主张。同样，小说作者断续的语言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他心向往之的“现代文明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性格，而改造中国民族性格这一建设“民族国家”的事务，同时涵盖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构想。这个思路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体西用”的思路。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到小说所强调的民族性格，都是从西方拿来，参考、借鉴、学习。 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中体西用”的设计是出于现代性的挟裹。发端于基督教文化的现代性观念一经发动就迅速以一种线性的时间指向带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理性、进步的启蒙话语成为西方普遍主义的主要口实，甚至带上了极权主义的性质。不管是被大加批评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从中国发现历史”的模式，都是发生于现代性大叙事内部的事件，争议之处只是，这种变化是出于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的孕育。但一个根本的前提却是现代性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欧一种模式，两种看来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这种一元论的基础之上的。小说作者给出的答案——用改造民族性格来改造民族存在，就是这个大问题的一种具体化展开，姑且不管这种简单的移植和嫁接是否可能，它正好踏上了这种一元论和普遍主义的现代性逻辑。凶险之处在于，现代性指挥下创建“民族国家”的要求决定了以前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兄弟阋墙”式的友爱扶助已经成为不可能，它被代之以虎视眈眈的强邻窥伺。这背后的权力关系或者是殖民，或者是后殖民。更大的凶险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双刃性质。它的进步面貌带来的异化趋向一直是响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 所以，小说作者提出的塑造“现代文明狼”性格的提议，可以说，是一次“中体西用”的新的演绎形式，那也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方案”。这个方案未必圆满。小说作者在京城的漫天风沙中面向大草原的无限乡愁——“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保护草原生态——就更具有了讽刺意味。它在农耕文明、羊性民族性格下不能实现，可以想象，在“现代文明狼”的民族性格下也肯定不能实现。科学和工业文明的破坏力，比之农耕文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游牧文明这种“前现代”的事物，必然被现代性的巨轮轭于车下，它只能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风干在文学作品编织的美好图景中。这是小说作者的困境，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狼图腾》展开的宏大远景，恰好就是在这种现代性一元论的逻辑上暴露了这个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现代性的工作正未有穷期。
| 
皖公网安备 34112502000087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5-25 10:52:0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6-5-25 14:28:00
发表于 2006-5-25 19:58:00